其铭诔系世，敬传其名也。
管仲在向齐桓公讲授用宝物抵押给大资本家筹措军费的时候，说仅仅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就足够三军吃五个月 [6]。商品遇上大涨价，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商品，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。
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粮食被商人们囤积起来了。广大穷人什么都缺，需求很大但无钱消费。由此可见，利出一孔思想是管仲的标本兼治的反危机好思想。然而人事不及、用不足者何也？利有所并藏也。其负面的效应是全球各国无休止追逐GDP，造成1%的人拥有99%的人拥有的财富极端贫富悬殊，同时加速了全球资源枯竭与地球生态环境逼近崩溃区域，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。
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，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。因此，管仲警告桓公，若不进行宏观调控，打击大资本掠夺民众，即使不断地发展生产，铸造发行货币，还是无法改变资本奴役人民： 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，钧羡不足，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，则君虽强本趣耕，而自为铸币而无已，乃今使民下相役耳，恶能以为治乎？ [13]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癌症。秋铜器，特点是喜欢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某某之子、某某之孙。
战国文字研究，起步较晚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，它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为文字分国。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，秦亦因此而崛起。物勒工名，不是现代的发明注册，而是体现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。第三，战国时期，很多小国还在，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，但战国晚期，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，齐在东，楚在南，秦在西，燕在北，三晋（韩、赵、魏）居中。
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），后面三种鼎恐怕也不是羞鼎。铁器在中国出现，新疆比内地早。
礼坏乐崩，上下陵替 这是孔子批评的另一现象。但爆炸式的大发现，离我们很近，主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，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本之《春秋》，名为十二诸侯，列出的国家却是十四个，它是以周、鲁的纪年为经，而以齐、晋、秦、楚、宋、卫、陈、蔡、曹、郑、燕、吴十二国的纪年为纬。器物组合以鼎、簋、壶、瑚（旧称簠）、盘、匜为主，纹饰流行窃曲纹、重环纹和波带纹（据大河口出土器铭应正名为宝山纹），中期虽有变化，但变化不大，真正出现大变化，还是春秋晚期。
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，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。战国铜器，刻铭增多，铸铭减少，开始出现物勒工名的现象。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二系。商代铜器往往没有铭文或只有短铭，短铭多为以地为氏和以官为氏的族氏徽号，外加日名。
2.平底大鼎，一般为列鼎，往往撇耳束腰，饰垂鳞纹（这种鼎仍带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点。王国维写过一篇短文，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七，1—2页，收入《王国维遗书》第一册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2年）。
六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变种，甚至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写法。秦汉时代，人们也把春秋战国视为乱世。
三代既是三个朝代，也是三个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块。商代已有陨铁刃的青铜兵器（如平谷刘家河和藁城台西的发现），西周也有（如浚县辛村的发现），多属偶然发现。中国文字分两大类，日用文字是写在简帛类的软材料上，纪念文字是铸刻在金石类的硬材料上。很多铜器都是由官方监造，陈放或收藏在宫庙、府库和衙署，而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族铜器。乱世出思想，但没人喜欢生活在乱世。其传播范围，北至于辽西、内蒙古，南至于广东，西至于甘青，东至于山东半岛。
搞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，这是中国的轴心时代，知识分子的春天，思想史的黄金时代。5.高足小鼎，一般为列鼎，特点是腹作圆盒状，三足直立，应即从前者分化，规格最低。
这种鼎的出现可能要晚一些。上述五种鼎，第二种鼎确实是升鼎，但第一种鼎未必是镬鼎（以镬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。
研究中国思想史，谁都绕不开先秦诸子。你要问商周文化的传播范围有多大，这是最好的回答。
这种工艺包括若干工序，如铸刻凹槽，嵌金银片或金银丝，然后锉平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恐怕应做进一步探讨（李零《楚鼎图说》，收入拙作《入山与出塞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334—342页）。4.错金银：战国时期很流行。2.锤揲法：锤揲法也是西方金属工艺的一大特点。
《六国年表》本之《秦纪》，名为六国，列出的国家却是八个，它是以周、秦的纪年为经，而以魏、韩、赵、楚、燕、齐六国的纪年为纬。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，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，而东周时期又主要以楚国的用鼎制度为例［参看俞伟超、高明《周代用鼎制度研究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78年1期，84—98页。
简帛古书，历史上有多次发现，对古代学术有巨大影响。研究先秦诸子，以现在的水准而言，恐怕离不开简帛古书。
怎样以出土发现的物质资料来展现这段历史，又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思考这段历史，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。文字发展的特点 中国传统，最重文字。
3.鎏金银：战国时期很流行。进入 李零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思想启蒙 。但东周铁器主要是作兵器、工具和农具，并未全面代替青铜器，更没有代替青铜礼器。一部中国思想史从何说起，毫无疑问要追溯到这个时代。
春秋晚期，中国出了个孔子，随后又有墨子、老子、庄子等一批思想家出现，后人称之为百家争鸣。他说，公元前800—前200年，特别是公元前600—前300年，世界各地，不约而同，出了一批圣人，如希腊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以色列的宗教先知，伊朗的琐罗亚斯德，印度的释迦摩尼，中国的孔子、老子，等等。
同一时期的秦鼎也有这种古风），有些还带盖，自名登鼎（登字或加皿旁）或升（带鼎旁），用以盛放牲牢，即牛、羊、豕、鸡、鱼、腊等成套的牲肉，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，规格次之。但他们说的铁器时代，其实只是说，铁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，并不等于说，铜器已退出使用，更不等于说，当时只有这一种材质。
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鼎，根据遣册，就是盛羹的鼎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不是讲了吗？道术将为天下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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